我于1979年离开上海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两年后又赴美国，至今已有35年。斗转星移，2013年3月有幸得龚学平校长特邀成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海外名师。回到上海这个从小生长的地方，已然物是人非，几乎不认识了。前几天，忽见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收发室转发给我的快递，龙美术馆个案研究系列展及系列对谈与讲座的邀请函——“视觉重奏：陈逸飞”。
如今国内艺术圈展览活动频而繁，许多史实多见谬误。出于对历史及学术研究的责任感，我以书面形式出席此次活动，以免以讹转讹。说句实在话，“文革”是那么一段黑暗龌龊、令人厌恶、人性扭曲的时光，回想这段历史，我仍然感到羞辱和无奈。
“如果当时没有逃过‘黑画展’这一劫，我后来的艺术人生将会改写。”逸飞没有说错。同样作为“黑神童”，“黑画展”也是我艺术人生的转折点。1973年底，我在上海市长宁区工人文化宫的一次写生活动中与上海戏剧学院留苏老画家周本义冲突，公开挑战当时的“文革美术”，而被打入“黑画展”，没有逃过这一劫。这决定了我以后的艺术人生。
早在上海美术专科学院读预科时，逸飞已经要求申请入党。文革初始，逸飞和徐纯中合作的宣传画《毛主席的红卫兵金训华》就被当时的“革命旗手”江青看中，作为样板由党刊《红旗》杂志号召全国艺术工作者学习。虽然逸飞千方百计地紧跟革命形势，政治目标认得很清，但作为一个有艺术天赋、有抱负的青年画家，逸飞想要画出让内行人都称赞的画，也就是要出名。可是他的“红旗”双联画，被当时“文革”极左势力瞄中，被扣以宣扬战争恐怖、追随苏联修正主义的画风等帽子，扫进了“黑画展”的名单。当逸飞获知当时《解放日报》的重磅批判文章已排好印刷版面后，心急如焚，通过在《工人造反报》的朋友画家黄英浩连夜赶到当时主管上海文化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家中。就在“黑画展”开幕前夕，逸飞的“红旗”双联画作为内部批判没有被公开挂出来。
我在“黑画展”出了黑名，很多画画的人见我避而远之，但亦有不少赏识我才华的画家仍与我来往。记得第一次去逸飞在上海徐汇区宛平路的家，是由我父亲的世交徐伯伯的儿子徐希带去的。天天见面则是在逸飞同桌刘耀真老师1976年夏邀我去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合作画《华国锋在阳曲》（1977年入选全国美展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当时，逸飞说通油画雕塑创作室党支部书记陈必扬，给我发月工资15元，作为上海油雕院的临时画画助手，由此开始了我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一长串的“协作、合作”，几乎囊括了当时创作室的大多数画家。作为被“黑画展”批判的画家，由于我是其中唯一没有做任何检查认错的“黑画家”，因此我的名字在当时画展中是被禁止的。
1977年，我和刘耀真老师合作的《华政委在阳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后不久，又接到了中国美术馆通过上海美术馆转来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创作征稿通知。刘耀真老师对我明确地讲，她正在进行别的创作，不愿分心。我便自己构图草稿，获得通过后，说动景山与我合作完成正稿。此画第一次真实地刻画出暮年的毛泽东（毛为魏景山所画），这在“文革”已经结束两年后的政治气氛下还是很不合时宜，随即被中国美术馆拒绝。
我帮逸飞画画，起源于他和景山画《占领总统府》。当时他没有心思画托人办事的应酬画，于是便猛夸我静物画得好，要我替他完成这些应酬，记得其中有一幅画是他送给音乐家胡晓萍、朱贤杰的结婚礼物。前些年，还看到朱贤杰在《新民晚报》撰文纪念陈逸飞时提起此画，文中感叹道：“可惜逸飞去世得突然，现在再也不能让他签上大名。”
逸飞和景山两人的合作始于1972年的《开路先锋》，此后有《团结兴旺》、《鲁迅在平民学校讲课》组画，《占领总统府》是最后的合作。在《占领总统府》的绘制过程中，有许多画画朋友来观看，大家都夸景山画的部分精彩深刻。一天逸飞突然对我说，你到景山那里帮他画一点石墙，我很尴尬，不便贸然下手，只好问景山怎么画。好在景山颇为大度，说道：“呵呵，小青年，门外头都是‘水门汀’，你出去看看吧。”《占领总统府》画完后，我请朋友汪大刚来拍几张照片，有一幅是我站在他俩中间，逸飞的手搭在我肩上。此照多少年后，引起了景山的不满。事实是他俩都不肯站在中央，俩人分别坐在自己画的部分前。不久景山与任丽君合作画了《解放上海》（1978年），画面中出现了大量《占领总统府》里的细节，逸飞很是不悦，认为景山有意为之。
那时期，我和逸飞天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有一次，逸飞骑车带我，在南京路被警察拦下，他对我说不要紧张，一脸正经地对警察说：“同志，我是陈逸飞。”海派的他就是如此，即使口袋里只有2角5分，也敢请客。
1978年，汤沐黎、陈丹青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当研究生。只念了三年小学但自视甚高的我，对逸飞说，我也要去。第二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壁画研究室，招收壁画专业研究生三名。我临时抱佛脚，积极准备上阵。看到当时的《参考消息》上关于苏联当代画家格拉祖诺夫的一篇文章，写他奢华的画室与克格勃及苏联特权阶层的特殊背景，用了较大篇幅详尽地介绍了一幅突破苏联当局政治禁区的大画——20世纪之迷。画中同时出现了列宁、托洛斯基、脱衣舞女等等。我马上套用到正准备报考研究生的几幅壁画构思上，拿给逸飞看。逸飞说：“我们可以画一幅油画，就用王怀庆那本老照片构图。”
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后，中国开始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生。南方的美术招考点设在浙江美术学院。逸飞要报考，请了外语学院的朋友辅导，拼命学英语。当时，《踱步》（那时还没有这个名字）已经开始动笔。我搬来一把教堂的椅子（油雕室原是一座教堂），开始对着画起来；逸飞用一张油雕室老顾拍的黑白小相片起稿他的自画像。看到我认真地精雕细琢，逸飞说：“我来摆样子，侬来画好伊！”于是我用狼豪小楷来画他。最有趣的是画皮鞋，因为视角低，我不能趴在地上对着他的脚画。我说：“逸飞，明天你换双鞋子，把皮鞋拿来让我当静物写生。” 逸飞笑道：“只有一双出客鞋子，你画，我站到台面上去读英文。” 逸飞对每幅创作总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也一定会坚持到底。所以他喜欢的背景，我就没有动。记得此前不久，我们第一次在《法国农村风景画》画展上看到欧洲古典油画真迹，都想实现油画丰富、细腻的表现效果。逸飞的素描在当时数一数二，但是他的心思并没有放在《踱步》上面。因为画幅较大，我们是在油雕室大厅里作画的，有很多朋友来看，包括著名美国美术史家柯珠恩女士（科恩夫人Joan Lebold Cohen）。油雕室画家任丽君的丈夫吴天慈（电影编导）看了后建议，名字用《踱步》。1979年10月1日，在上海国庆画展上，《踱步》以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名义展出。开幕式上，画家夏予冰指着《踱步》问：“听说椅子是你画的？”我得意地说：“人也是。”他调侃道：“这画上只有这两件可看。”
1979年底，我经过一翻折腾进了中央美术学院，离开上海去了北京。可是，逸飞的出国公费生落榜。浙江的郑胜天、北京的汤沐黎通过。逸飞对人说是外语没考好，而后来却听肖锋说：“不是外语没考好，是素描没考好。”
山不转水转，1980年8月底，由科恩夫人作保牵线，逸飞率先自费留学美国。暑假，我正好从北京回沪，8月25日下午，逸飞要我帮忙把《黄河颂》、《鲁迅批孔》从画框上拆下。问我《踱步》怎么办，你有地方放？我说卷在一起。逸飞一定要少卷几圈，顺着横构图，只好卷成了3米多的长卷。为了预防节外生枝，在逸飞登机的前夜，我翻大门进入油雕室，和逸飞两人一前一后，挟着大画卷踩着自行车去到逸飞高安路新房。骑到东湖路口我在前面转得快了一点，画卷一下折了一个90度，把逸飞心疼得大叫了起来。1994年，我在香港佳士得的拍卖预展中，和逸飞一起又重见《黄河颂》。我问，怎么坏了这么多地方，他骂道就是因为你在东湖路转得太快。
一年后，我也去了美国，在加州念研究院。1982年3月我去纽约，逸飞来接我去他皇后区的家吃晚饭，他夫人张芷一定要叫刚到纽约的丹青一起来。她的菜我们在上海是老吃了，她还是老样子：“呵呵，素小菜，素小菜。”丹青说：“哧拿，在美国青菜比肉贵。”逸飞对我说：“来纽约吧，纽约就是上海，我们再一起画。”我回道：“这里是美国，中国的那套‘处世为人’行不通吧？”他看了我一眼，胸有成竹地露出一句：“只要是人都是一样的。”
1985年夏，逸飞回国出席黄山油画会议。逸飞回美时，油雕室刘耀真同机来美，眼见他带了一大卷画。1987年，由美国石油商人哈夫纳与中国美术家协会联手办的《当代中国美术展览》，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不远处的一幢房子里开幕了。入口处挂了由北京军事博物馆借出的何孔德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毕业创作《出击之前》（抗美援朝），罗中立的《母亲》、我们的《踱步》亦在其中。同时，柯珠恩女士的大作《New Chinese Painting，1946-1986》的封底，第一次发表了《踱步》，在征得了逸飞和我的同意后，第一次署名“Chen Yi Fei assisted by Han Xin”（陈逸飞，韩辛协助）。
逸飞，绝顶聪明能干，做了许多事，画了许多画。只是他自己画画的最高点还是和我们在一起的70年代。时至今日，当我画画的时候，还是会常常想到那时的他，想到他的《黄河颂》。
韩辛于美国旧金山
2014年7月1日
（作者韩辛，美籍华人艺术家。1993年，荣获美国MWS艺术基金会全美大奖“Studio Reward”。现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海外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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