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谁，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呈现他发现的方式，包括思想、包括哲学、包括诗歌、包括技能，毫無疑问中国画是其中的佼佼者。
用什么能呈现我灵魂深处最晶莹神圣的部分给世界？八十年代时是我写的诗歌《周末，我们去了女生宿舍》和《朦胧诗选》，此后有了书画集《邵璞书画》（2001年）和《邵璞焦墨艺术》（2013年）。
精神给世界带来时间的永恒、精神给人带来感情，很多人要用一个故事，用一生呈现一个感动；而我，用焦墨、宣纸、毛笔呈现我心智的最不平凡的凝结，继而呈现世界万物的永恒。
什么是焦墨？焦墨就是传统中国画。顾名思义，焦墨与通常中国画相比，首先不用色彩，然后是很少用水，在美学思想、技法、传统师承、表现手段、创作程序等方面与传统中国画完全一样；焦墨，多发展于中国画的山水画大类里，在中国画的花鸟、人物类里少见；焦墨山水画，在中国画发展历史上，据中国画大师范曾先生说，最早比较成型的焦墨在清代中国画大家程邃的作品里见过。焦墨中国画被国内外公认的大师和开山鼻祖是张仃先生，张仃先生因为“文革”被下放到农村后，丧失绘画基本条件而与焦墨艺术结缘。从张仃先生开始，崔振宽、丁杰等很多著名中国画大家开始尝试用焦墨创作。
我作焦墨，源于张仃先生焦墨艺术的启发。 12岁接触绘画，从素描石膏像和人物开始，到小学中学的黑板报，这算是我艺术的出路。1977年，作为最后一批知青，我在农村青年点的锅台和天地间顽强坚持自学绘画。1979年高考，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此时倾注更多的是对文学的追求和对诗歌的热爱，绘画生涯转入业余。1983年我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除做记者采访外，还兼为《广播节目报》（现在的《中国广播报》）画插图。这个时期，彩墨、人物肖像、山水等，需要什么画什么。1985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在其九年以及到日本留学的三年，给我的艺术带来升华的转机，开始与众多艺术大师深度接触、学习。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接触到张仃先生的焦墨艺术，并开始我的焦墨中国画创作。
在参悟张仃以及诸位艺术大师的笔墨中，我认识到了中国画在对物象和内心的概括、提炼，所能达到的笔墨的美学高度、形似高度，继而是哲学的高度，是艺术生命之所在。
因为我的艺术学习起源于西画，同时始终酷爱并深度钻研傅抱石、陆俨少、范曾等艺术大师的艺术思想、艺术技巧，所以，我对焦墨艺术的理解与张仃先生还不完全一样，对于焦墨与中国画创作我有很多自己的认识：首先，焦墨可以自由的写心，就像用书法画画；焦墨本身的局限也是无限，它必须在中国画笔墨上有所发现和建树；其次，焦墨其实不是一般人理解的仅为墨水瓶里的墨。怎样的墨可以称之谓“焦墨”，因人而异。我理解和坚持的“焦墨”与水离不开，与宣纸、毛笔离不开。水在“焦墨”里，犹如露珠一样稀有，犹如每个人的血液一样重要，仿佛草和牛羊一样，吃进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绘画之于我，就像我与我的青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我在干什么，抑或贫穷，抑或富有，我都从未真正放下过。回忆起来，我是持之以恒，在生活和工作的所有机会瞬间播种绘画的种子，收集滋润禾苗的阳光雨露，勇往直前地耕耘。1983年入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1984年被时任台长杨兆麟抽调重写广播史。从延安出发，沿着新中国广播发展之路行进，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用一个整月的时间深入陕北，在大山缝隙中间蜗居，乘驴车体会山川的脾性，与山水完全无距离朝夕相处；第一次乘十几人的小飞机，从空中俯瞰山川风貌。到我从陕北回到北京时，几乎变成了地道的农民，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除了更多的了解中国广播史之外还收获到什么。我把我交给平凡的机会和自然，而平凡和自然却回馈我神奇，这应该是我和艺术生长的逻辑。
1986年，又一次这样的壮行，这次用时一整年，我以中央讲师团一员的身份离开北京，来到黄山脚下的歙县岩寺镇，歙县是歙砚的产地，在那里可以远眺巍峨的黄山和九华山。岩寺的松林一团一团随处可见，它与黄山松应属同种同宗。黄山最得山水的精灵，因为山上云雾发达，所以山石和松都生机震天、地感鬼神。这一年，饮黄山泉水，走没有路灯的山间小径，与飞禽和鸣，从山川风物寂寞相处。
一年后回到北京，当恍如隔世。办公室来了很多新人，我的办公桌被移到一个角落，位置满满的。不比出国留学，下乡对人成长的履历没有任何添彩，相反，在政治上、业务上，我彻底落后了，我的绘画艺术仅仅进步在心智，真的不被人看到，不被人理会。我的绘画就是这样处于人们视线最恢朦的地带。
30多年来，我已习惯在平日漫长等待的时间中，把精力集中到一本前辈的画册，每日睡觉前基本把电视频道锁定在主角为山水的自然节目上，深入一草一木的呼吸，感受松或其他植物的生命，感受岩石的性格。这应该就是那一种寂寞吧，这种寂寞就是信念，就是坚持，就是感情。我一直站在那不动，很久后能被看到是一幅不一样的风景。
30年多来，艺术给我尊严、给我自信、给我朋友，给我机会、事业、专业，更重要的是艺术其实自身是最忠实的倾听我倾诉、任我雕琢、给我回应的另一个世界。普罗艺术的王翔先生曾经与范晓蕙一次谈起我的画时一语中的：邵璞失意时画画。其实“失意就是寂寞时、就是失败时”。
30年多来，在内心深处，我其实一刻不敢懈怠，我不能辜负伯乐、辜负上苍对我的赐予与发现。我走在它们视线聚集出的彩虹之上。
纵观中国美术史，每一个时代的绘画无不成就在涅磐，画家之间的长短无不如此：建树在笔墨对物象和内心的概括、提炼和发现上的创新。艺术成长过程里最重要的环节，在于“发现、提炼、概括”方面的建树。焦墨中国画破中国画里七法，仅在墨、宣纸、毛笔三者中经营中国画的博大精深，相当于徒手攀岩。
在某种意义上讲，焦墨等同于用毛笔在宣纸上写诗，“笔墨”必须提炼到“诗意”，诗意必须同时极致达意“造型”。焦墨，在中国画里是这种“发现、提炼、概括”的极致的体现之一，回避色彩，矫情用水，等于使中国画去掉了衣着后还要达到“人是衣服马是鞍”的程度，所以有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感觉。
我是一个在商海和艺术两栖的人。经商，把我带到艺术家一般不可能到达的生活和自然的边界；文学给我孕育出最深厚的概括时空的能力。我相信，我在商海的作为不会给世界留下任何波澜，但艺术会。当尘埃落定时，我的焦墨艺术，一座纯朴激荡的来自灵魂的自然，会在人类的时空留下印痕。
（注：本文作者邵璞，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日本金泽大学研究生院肄业。业余从事中国画、书法学习与创作近40年。本文作者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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