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四日聯合報報導，台灣安寧療護的推手趙可式感嘆「不得好死的詛咒幾乎每天都在醫院上演…」，台大孫效智教授（長期關心醫療弱勢者的楊玉欣立委的先生）也估計「國內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意願的人數約廿萬人，但實際上每年可以得到善終的卻只有近萬人」，換句話說，即使簽署了ＤＮＲ的病患中，有九十五％的人「好死」的願望並未達成，該新聞的標題「安寧醫療陷窘境」，實在非常貼切！
請大眾不要苛責醫師們沒發揮專業維護患者的死亡品質，因為他們非不為或不能，乃無「法」也！
原因很簡單：法律位階絕不低於「緩和醫療條例」的「醫療法」，第六十三和六十四條對患者、尤其臨終者非常不利，這兩條規定「醫療機構實施侵入性檢查、治療或手術，應向病人或（請注意『或』這個字）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原因、成功率…，並經其（請注意『其』這個字）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為之」。
也就是說，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等被告知的權力與患者是相等的，而掌控是否接受醫師處置的決定權也不一定在患者自己，而是「其」裡面不清不楚的的任何人。
另一方面，當醫師們療護臨終患者的結果如果「不理想」時，最可能會控告他們的絕對是活著的家屬（尤其是其中強勢者），而不是患者（無論他是死或是活），自然而然地，醫師施行醫療時會以家屬、而且感覺起來比較強勢者的「理想」為標準。再加上，溝通時，醫病雙方心理層面的困難，解釋病情和治療時當然也是會盡量選擇家屬！
還有更糟糕的是，該法第六十三和六十四條後段還加一句「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而醫療法第六十條規定又「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不得無故拖延」，兩法加起來使醫師趨吉避凶，在作為與不作為之間當然偏向採取看起來較積極的「作為」！
以上就是為什麼很多國人盼望「好死」而不可得的原因。
為解除安寧醫療的窘境，應修訂醫療法，把接受醫療與否的權力回歸患者自己（當然包括臨終者），只有在他神智不清後，而且神智正常時未簽署表達意願時，法定代理人和家屬才有權代理。如此，不但病醫兩安，最重要的是，在人生最後一場戰鬥中病患可充分實踐「接受和拒絕治療」的自主權，自己的死亡品質自己掌握，這才能接近「善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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