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頭殼newtalk2014.07.31 簡永達/調查報導
用事實說話Ⅱ
－記者如何在報導中規避風險？
記者的護身符
胡舒立以洞察新聞的邊界聞名，她在任《財經》雜誌十一年，尖銳地挑戰中國新聞監管體制，當其他記者噤聲或被拘捕，她依然留在主編的位置上，美國《商業周刊》稱她「中國最危險的女人」，有時候，你會覺得她的存在似乎在夢中。
聽過她的名字很久，但感受到她的影響力，是在廣州中山大學的宿舍樓裡。
「四個多月幾乎都是在汽車輪子上度過的。…從中西部出發，最後經底特律回到聖保羅，走過25個州，晤談了400多人。」書的扉頁這段文字，讀來有美國西部電影的蒼涼與冒險，但它出自胡舒立的《訪美記》，這是一本中國記者必讀書，書標下一行小字提醒：新聞專業主義下的觀察與寫作。
1987年，胡舒立獲得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州世界新聞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進行五個月研究的機會。她和《費城詢問報》的調查記者聊天，在《今日美國》實習。
回中國後，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激情，激發北京新聞界的活力，他們走入遊行隊伍爭取新聞自由，胡舒立也在其中。軍人鎮壓，中共中央對運動一錘定音，胡舒立被停職18個月，她用這段時間寫成《美國報業見聞錄》，是中國第一本審視美國新聞與民主的關係，這本小書如今讀來並不過時，2012年再次出版，給了更簡鍊的名字－《訪美記》。
「那個有《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國度，每一家報紙究竟是什麼樣子，怎麼運作」，頭頂著沒溫度的日光燈，屋內的空氣窒息，混雜著男宿獨有的汗味，幾個男生圍坐在一塊討論《訪美記》，剛才說話的男生身材瘦小，凸起的顴骨上掛著黑色膠框眼鏡，突然轉頭問我，「你讀過院長的《訪美記》嗎？回頭送你一本。」他們是傳播學院的學生，口中的院長就是胡舒立。
「我走了，再見。」2009年11月15日，胡舒立在《財經》網個人部落格留下短短幾句，無預警造成當年最大的媒體地震。一個月後，再次出現是在廣州中山大學的演講廳，就任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的致詞典禮上，她全程低頭看著講稿，謹慎的樣子不若作家許知遠描述她一邊爬山一邊連珠炮的形象。
「我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一家好媒體裡當記者。因為沒有好編輯，所以我才做部主任；因為沒有好主編，所以我才自己做主編；因為沒有滿意的平台，所以我才出來辦《財經》。」胡舒立想辦一份具有美國水準的雜誌，遊歷過西方，她清楚獨立是新聞專業的根本。
不過，依舊在黨管媒體體制下，所有的媒體都被要求有一個掛靠單位，《財經》的掛靠單位是聯辦集團，掌舵人王波明是前外長之子，在西方接受教育，有過紐約金融市場的經驗，回到中國後，他想創立一本雜誌推動中國金融市場改革，找上了胡舒立。
胡舒立提出兩個條件：王波明永遠不能干涉她的編輯部，並且提供一份兩百萬元的預算，用以支付調查報導的費用，以及保持記者有尊嚴的收入。王波明同意了，但當年《財經》僅在投資階段，兩三年沒廣告收入。隨著《財經》重磅調查報導間或出爐，王波明接到抗議和撤廣告的電話也越多。
相對於日漸水漲船高的名聲，《財經》對採編的待遇重視不夠，創辦之初能以高薪支持記者，現在部分記者薪資低於業界水平，儘管聚攏在新聞專業主義的大旗下，但記者收入不高是不爭的事實。
敏感而又強勢的胡舒立注意到這問題，找王波明商量過，她要求採編團隊持股，跟目前掛靠單位脫鉤，且增加小股東入股。
2001年胡舒立寫過《承認資本的權力》，「資本意志的變化，來源於其性質與組成的變化」，她希望增加對《財經》的控制，按照自己的理念構築獨立媒體。
我們都知道結果，她在這場博奕中，輸了。
但是，胡舒立沒放棄她擁有理想媒體的夢想。精密計算籠子的經驗與政商界綿密的人脈，都跟著她來到北京市鬧區溫特萊中心十五層的財新傳媒總部，而她將身兼中大院長與《新世紀》周刊總編輯二職。
計算邊界
「胡舒立當然很有經驗，她會知道邊界在哪裡？能走多遠？」曹海麗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辦公室對我說。朝陽門外大街，成堆的外資銀行，西裝筆挺的白領穿梭街上，《紐約時報》北京總部隱身於扎堆的商業大廈中，曹海麗也是辦公室內成堆的歐美白人中少數的亞裔面孔，位居總編輯高位。
她曾是胡舒立的舊部，與王晨合作過調查〈張曙光的祕密〉，關注鐵道部改革，但她最與胡舒立的成名作要到更早的〈非典系列報導〉。
2003年春，SARS危機爆發。3月下旬，曹海麗被派駐香港，到了香港以後，她發現所有人都戴口罩，就她一個人沒戴，顯得有些突兀，當時，香港淘大花園爆發疫情，她立即去採訪，寫了稿子傳回北京給胡舒立，她一看嚇壞了。
當時，SARS的消息在中國國內被封鎖，衛生部官員向公眾保證：病毒已得到控制，廣東省的報紙被要求編發讓大家安心的報導。胡舒立看到傳來的稿子，立即上世界衛生組織網站看了一下，截至3月底，廣東就有七百九十二個人罹病，比官方公布的數字多出一倍。
胡舒立打算做一組報導，好心的同行建議她「這事太敏感了，還是不要做了吧」，畢竟在中國，報導重大災難新聞有政治上的風險，這個國家在1976遭遇唐山大地震後，政府將死亡數字壓了三年。
胡舒立就不相信政府能瞞的住，「透不透明有太大區別，關係公眾的生命權，一定要報導。」曹海麗繼續在前線報導SARS發生的過程，率先獨家報導SARS危機，胡舒立另派幾組記者，分別到四川、山西一帶採訪，《財經》用嚴肅的口吻戳破政府疫情沒有擴散的謊言。4月，中國政府承認隱匿疫情，正式免除衛生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的職位。
在最初一個月的時間裡，《財經》出版每週一刊的SARS增刊，疫情趨緩後，她仍想著要怎麼把報導做的深刻，追蹤長達四個月，發表30多萬字的相關報導。她們為信息突破的努力，應該要被記住，有一次，她在去山西的火車上打電話給朋友「聽說北京封城了，能不能想個辦法讓我回來，我的雜誌要按時出來。」
她的堅持，讓這組報導在全球引起回響，也為曾海麗和胡舒立贏得相應的榮譽，曹海麗獲得世界調查記者協會（ICIJ）調查報導提名獎，而胡舒立當年被《世界新聞評論》授予「年度國際編輯」的稱號。
她幾乎在每次核發稿件的過程中，展現近乎完美的判斷。「如果這事不是完全禁止的，」她說，「那我們就要做。」她甚至批評中國媒體還殘留喉舌心態，「SARS的事情，我們從來沒看到過任何部門說不報導，但是大家就很自覺不報導。」
什麼是敏感的新聞？「有新聞就做，別想太多，想太多了，你就幹不好，或者不敢幹」，尤其在這個新聞比記者多的時代，她只跟記者說「把事實說清楚，同時表達一種獨立的思考與判斷，」而所謂的風險，在她眼裡不過是記者拿來怠惰的藉口。
不少人都談到和她談話的經驗，會覺得她好像處在與現實不搭界的夢裡，曹海麗應該也這麼認為。2013年《紐約時報》以〈總理家人隱密的財富〉拿下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普立茲獎，但也因這篇文章，《紐約時報》中英文網站在中國被屏蔽，至今未解。
撰稿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質疑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擔任公職期間，他的親戚利用這層政治關係攫取大量財富。其中，當國務院免除平安保險經營範圍的限制後，該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IPO）募資113億，現在市值已超過3000億，溫家寶的親屬，包括他的母親，在平安保險上市前就已經投資，擔任教師的母親在這項投資上，就賺了7.6億。
這篇報導引起的風波還未止息。「（外媒）不會收到禁令，也沒有任何審查，但他可以把你關掉，會讓你付出代價。」曹海麗認為黨國對媒體的控制力仍不容小覷，果然在2013年底《紐約時報》的記者等不到更換新的記者簽證。不過，這篇報導也揭開一條調查中國的路徑，從錢的線索開始追蹤，「你從商業入手會比單純寫政治更有影響力。」曹海麗說。
這也是胡舒立走的調查之路。中國在90年代以後，股市發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入，為財經新聞發展創造條件，她看準資本市場是公眾深度參與的市場，公開公正是基本原則，以財經報導切入討論金融壞帳、金融機構出路，將不再是「禁區」。一條用財經報導揪出政治貪腐的路，在經濟高速發展，政府影響與私人財富高度重疊的社會裡，是有效且可行的。
胡舒立經手的每篇稿子，都在修正她對新聞邊界的計算，這也意味著，她很清楚什麼可以報導，也決定哪些不能報導。
同樣處理平安股權買賣，記者賀信認為財新做的〈誰買平安〉處理的更細緻。涉及727億港元平安股權交易，誰出錢？報導提及中國平安第一大股東匯豐集團出售全部股權，結果由泰國正大集團接手，雖然正大規模不小，但淨資產90億美元，要一次吃下93億的平安股權，還是讓人懷疑，錢從哪裡來？調查發現，正大背後還有其他機構出資。
乍看之下，看不出報導所涉風險，但如果對照著〈總理家人隱密的財富〉一文讀，便可發現一條不甚清晰的洗錢路徑，出售方多數是溫家寶的親戚，然後，在一些商人幫助下，他們再把股權套現的錢，投入到房地產和金融等有利可圖的項目中。「他們（新聞監管部門）其實看不懂你在寫什麼，但是明白人一看就知道了。」賀信語畢還帶著若有似無的笑容。
新聞啄木鳥
胡舒立當然也清楚，中國不可能像美國，用事實說話就能周全。
她在一場香港大學的座談會上提到，她和《財經》曾多次被起訴，而且幾乎都是敗訴。「我們不認為我們有錯，而且覺得自己絕無『失實』的問題，批評上市公司材料確鑿，非常有把握。」結果，一審敗訴以後打二審，因為他們批評的上市公司跟地方司法關係很好，在中國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的社會裡，她發現「全無道理可講，非常勞民傷財，」她不得不承認，中國辦雜誌要達到國際標準，確實要付出更多努力。
漸漸地，胡舒立較能準確感覺到一個敏感議題的報導時機，她說過，報導除了要發現事實，還要審時度勢。就像〈誰買平安〉在《紐約時報》出刊後兩個月發表，當時市場對平安股權仍高度關注，但監管者已經稍微放鬆管制。她是體制與市場的搭橋者，資源都能為她所用，但遇到政治審查，她會妥協，但不會妥協太多，她說：「我知道如何把握報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動它，但我絕不會跨越它。」
她不是意見份子，在評論中進行批評時，沒有激情的語言，堅稱自己是忠實的反對派，即使在2006年上海社保案的調查之後，她仍然沒有點出問題是一黨專政下的權力尋租，而只是強調中國脆弱的法律致使官員及其親屬獲利。她在2009年接受《南都周刊》訪問時承認，她是在承認威權政府的前提下去關注中國改革，並希望推動與完善。
在胡舒立看來，這個社會要有喜鵲，也必須有啄木鳥。她希望扮演的，正是一隻啄木鳥的角色，永遠在敲打一顆樹，不是為了把它擊倒，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直。
胡舒立很急，總希望中國的進步快一點，再快一點。所以，她不僅侷限在證券和金融，而是採用更廣義的財經雜誌，例如：在公共衛生事件，他們做了SARS的追蹤；在反腐揭貪也有上海社保案調查；近年來，環境報導成為新的重心。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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