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運爆發後不少人說「恐中情結」應是主要動力。現在掀起新的恐核風潮，真相才清楚些。原來關鍵不是「中」或「核」，而是「恐」這個字。先有「恐」，才有「恐中」或「恐核」。甚至可能「恐」大於恐中，也大於恐核。
台灣的歷史及地理讓很多人先天就有很強的恐懼感。冷戰期間台灣上下經常都在戒慎恐懼地過日子。解密的美國文件顯示，四十多年前季辛吉與周恩來談判時就曾表示，不會阻礙台灣被統一。還好當時的台灣努力把恐懼轉化為力量，創造經濟奇蹟與民主化，走出新的一片天。
民主化初期的台灣自信滿滿、豪氣萬丈，又是民主化，又是經濟奇蹟，又是兩岸和解，又是國際美譽，吃飯時「乎乾啦」，唱歌時「愛拚就會贏」。當然沒有恐懼，更不會恐中或恐核。
九○年代中期，民主化的後遺症慢慢出現。政治菁英權鬥逐步導致社會的分裂。原來只是國民黨內鬥，後來加上國民黨與民進黨，以及民進黨內部的惡鬥。馬總統上台後，兩黨繼續酣鬥，兩黨內部也四分五裂。現在連總統與立法院長都公開撕裂。我們政治品質已經低落到連立法院淪陷都成家常便飯，還不知道全世界都把它看成笑話或恥辱。
大環境如此惡化，投資與消費意願當然十幾年上不去，經濟競爭力當然衰退，薪水當然不易調升。大眾媒體為了競食不斷萎縮的廣告大餅，也慢慢喪失了解嚴初期的理想性，忘了他們傳播知識、提升社會品質的天職，把閱聽大眾一步步導向雞毛蒜皮芝麻綠豆的小事。網路發達後，小眾媒介再牽著大眾媒體走。人的注意力越來越分散，忍耐度越來越降低，願吸收的資訊越來越簡短。結果就是理性日漸退位，而感性與情緒的分量在民眾思維，甚至菁英決策中不斷提升。
不過廿年光景，台灣就從一個自信十足，追求卓越的有為青年，變成深怕開了窗子就會感冒的老人家。以前一只皮箱走天下，現在竟然不敢出門，也不敢讓人進來。
這個轉變當然也有外部因素。在台灣意氣風發的時候，曾經多次出手想改變現狀，如兩國論、一邊一國、公投制憲等，但每次都被美中兩大國強力壓制。台灣部分民眾的挫折感因此持續上升，並被轉化為「恐中」甚至「反中」的情緒。
馬總統的「不統、不獨、不武」穩住了外部環境後，本來很有機會讓台灣跳出恐懼，利用大陸與世界難得的善意重建台灣的自信。但他的政策雖然前進，論述卻十分保守。
幾年來他的政策效益全面地反應在政治、安全、國際空間、經濟文化等面向上。這顯示馬政府不但有能力同時處理中國大陸的「威脅」與「機會」，而且也能夠同時提升兩岸關係及國際關係。其他國家願意強化對台關係，也是因為它們認識到，兩岸經濟協議的簽訂正表示兩岸政治互信及相互善意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程度。這個能力在李登輝總統後半期及陳水扁總統任內是看不到的。
可惜馬政府保守地把論述局限在經濟領域。只談經濟效益，民眾自然就在經濟領域斤斤計較，還留下一大片空白的政治領域被真真假假的恐懼心理牽著走。論述保守柔弱傳達的訊息就是馬政府好像對自己的和解政策也沒有足夠的信心。既如此，當然恐懼心理就揮之不去。恐中、恐核、將來再恐什麼，接二又連三，就不足為奇了。
與此同時，民進黨成功地迎合並利用民眾的恐懼心理，從不同的角度強調「中國威脅」，彷彿其中沒有「機會」；同時強調「從世界走進中國」而不是「從中國走進世界」，彷彿世界可以完全不顧中國而與台灣來往。這個論述現在已成功到不但制約了馬政府的兩岸作為，也綁架了民進黨自己的對中政策，讓兩者都動彈不得。
台灣是不同世代移民組成的海島，一定程度的恐懼是自然的。但如果大多數人，尤其是年輕人，都陷入恐懼，甚至自己嚇自己，肯定一事無成。恐懼不是不能克服或轉化為進步的動力。如何動員社會最大的力量，像當年經國先生那樣，讓台灣脫胎換骨，是領導力最大的考驗。
（作者為台北論壇董事長，國安會前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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