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捷運發生隨機殺人事件，凶嫌看起來，就像一般乘客，隨時都可能出現在我們的身邊。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這種平凡性，造成部分捷運族的恐慌。
整起事件的萌發，社會學家涂爾幹（E. Durkheim）《自殺論》的論述值得參考。他提及，社會中自殺的人，結果相同，但深究原因，其實可以分成不同的種類。
涂爾幹關心的是，社會型因素自殺者課題。對於這些精神狀態正常的自殺人群，他指出，自殺率往往是跟自殺者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密切相關的。在捷運上無端砍殺事件也是一樣，可以被當成是一種對社會不滿的表現，而在捷運殺人，則是將這種不滿的情緒張力，推演到最高點。
然而，對於社會的不滿來自何處？這最終還是得等凶嫌情緒平復後的可能真誠自白，才可能有所了解。但至少暗示，這是一個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在沒有任何其他管道可以紓緩的情境下，慢慢開始浮上檯面，並且以諸多反社會和反秩序的方式呈現。
因此，該檢討的是結構性的問題，這個結構問題必然是長期存在的。很遺憾的，媒體似乎沒有能力去處理。只看到媒體先是著墨於凶嫌是「醉漢」，隨之而來指他精神異常，總之，把所有問題侷限在個人異常因素。
凶嫌在捷運行凶，撕裂了常規秩序，造成恐懼；但換個角度看，這與無視社會積怨已深，立院僅卅秒就通過攸關重大的議案造成的恐懼，似乎不能相提並論。
也許台灣社會結構中一個深層問題，是出在我們只對有人、在某處以赤裸的暴力行凶有感；卻對抽象而無處不在，甚至影響更深且巨大的暴力無覺。
對於前者服膺社會情緒，認為應嚴厲以死刑相報；對後者卻冷漠而無感，並且縱容權力者對於社會上特定族群的持續性壓迫，很可能才是造成無差別殺人出現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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